以郭来喜先生为主力完成的《旅游地理文集》 刘德谦 供图
我认识郭来喜先生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事。80年代、90年代，以及21世纪前十年，与他的交往比较多一些，尤其是在旅游学术会议、地方旅游发展会议、旅游规划论证会等的会上会下。近十来年大家年纪都大了，所以交流也就较此前少多了。
听到郭来喜先生病故的消息时，我便马上在几个微信群里贴出了1982年中科院旅游地理组的《旅游地理文集》的封面和目录页。
之所以能够这样神速，是因为我手底下就有现成的照片，那是我刚刚修改完毕的回忆文章《我所经历的中国旅游规划四十年》里的一幅插图。插图所在部分，是回忆到我国旅游规划的开创时期。
在回忆中我写道，20世纪80年代初，同一学院任教的刘振礼老师拿了一本中科院地理所专家编制的河北昌黎旅游开发规划文本，来与我讨论旅游规划的事。我告诉他，我已经读了他编辑的那本《旅游资源的开发与观赏》（1981）；同时还买了一本中科院地理所旅游地理组的《旅游地理文集》（1982），里面就论及旅游规划，正在读。而他拿来的这份规划和我正在阅读的文集，正是以郭来喜先生为主力完成的。
那时，正是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旅游学院筹备处（二外分院）聘请中科院地理所郭来喜、杨逸畴、杨冠雄、李宝田、孙仲明，北京大学陈传康、谢凝高，清华大学何重义，北京林院（现北京林大）孟兆桢等十余位专家来学院开设讲座的后期。这些老专家正在做着旅游学科建设和教学的探索，开设讲座的“郭来喜们”正是旅游学科的开拓者和建设者，而学院的刘振礼和我这样来自别的专业的教员，也正在努力地向他们学习。
郭先生在旅游规划上的用功，也是非常突出的。
除了众所周知的他的学识和实地调研的工夫，除了1982年出版的《旅游地理文集》外，他的旅游规划评审会，留给我的印象也是极深的。
郭先生的深度思考和新理念的运用，从他规划文本的丰富及其图文并茂的处理上可以验证。这是郭先生的风格。因为在规划文本的安排上，此前各个规划单位的处理是不尽相同的：从通行的做法上看，在总体符合要求的前提下，城乡规划的习惯是图件多、文字不多；旅游学界的习惯是文字多、图件不多；而郭先生规划团队的特色却是集众家之所长，图件多，文字也多。
甚至在规划竞标时，郭先生的标书也是超过要求的好多个精印文本。评标后，曾有落标的规划单位负责人对我说：“就看标书的分量，我也知道我已经输定了。”而郭先生对我说：“要是我中不了标，甲方给的那点参与投标的补贴，连人工成本和印刷成本都不够。”
虽然也有规划界的同行对郭先生这样的精益求精有些微词，不过我从规划委托方听到的反馈，却是非常高兴的。作为第三者，我对郭先生的做法不只欣赏，更是佩服。所以我也乐意把一些重要的又有难度的规划项目推荐给他。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学术顾问，文章节选自《怀念郭来喜先生》一文）